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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9年，长安未央宫，一位70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望着窗外的萧瑟秋风，长叹一声。他就是汉武帝刘彻，执掌大汉江山54年，一手把汉朝推向巅峰，也一手把汉朝拖到崩溃的边缘。
此时的大汉，早已不是文景之治时期“家给人足、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盛世模样——国库空虚，流民遍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边境战乱不断，朝堂之上人心惶惶。要是翻开史书，你会发现，此时汉朝的困境，和几十年前秦朝灭亡前的景象，几乎一模一样。
秦始皇修长城、建阿房宫、征百越、伐匈奴，耗空国力，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最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二世而亡；而汉武帝呢？比秦始皇还要能“折腾”——征匈奴、通西域、开疆拓土，大兴土木、迷信神仙、横征暴敛，把文景二帝攒下的家底挥霍一空，逼得百姓流离失所，盗贼蜂起。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得直白：武帝穷奢极欲，刑罚严酷，对内大兴宫室，对外征讨四夷，耗费巨大；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困穷，沦为盗贼者甚众，与秦始皇的本质相差无几。
可奇怪的是，秦朝只撑了15年就灭亡了，而汉武帝折腾了54年，汉朝不仅没亡，反而在他之后迎来了“昭宣中兴”，继续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
展开剩余91%同样是“折腾”，同样是民怨沸腾，同样是国力透支，为什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却没有“亡秦之祸”？今天，我们就用通俗的大白话，结合真实史料，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看看这位“千古一帝”，到底凭什么躲过了秦亡的命运。
要搞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知道，汉武帝的“折腾”，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说句实在的，秦始皇的那些“骚操作”，汉武帝几乎全学了，还加了不少新花样，折腾的力度，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对外征战不停，耗空国力民力。这是汉武帝最核心的“折腾”，也是最耗钱、最耗人的事。
秦始皇时期，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已经让百姓不堪重负；而汉武帝在位期间，几乎年年打仗，打了近40年，范围比秦始皇还广——北边打匈奴，西边通西域、打大宛，南边征南越、平西南夷，东边伐朝鲜，几乎把周边的政权都打了个遍。
其中，和匈奴的战争，更是打了一辈子。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开始，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多次北伐匈奴，虽然收复了河套地区、打通了河西走廊，把匈奴赶到了漠北，立下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赫赫威名，但代价也是毁灭性的。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每次出征匈奴，都要动用几十万大军，几万匹马，粮草、军械的消耗更是天文数字。仅霍去病出征漠北一次，就耗掉了国库的一半积蓄；常年的战争，让汉朝的人口锐减，从汉武帝初年的5900多万人，降到了末年的2500多万人，几乎少了一半——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死于战乱、饥荒，要么流离失所。
更要命的是，汉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争屡遭败绩，他派李陵、李广利北伐匈奴，结果全军覆没，李广利甚至投降了匈奴。常年的战败，不仅耗空了国力，更让百姓的负担雪上加霜。
第二，对内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打仗烧钱，国库空了怎么办？汉武帝的办法很简单——向百姓伸手，而且是往死里伸，巧立名目，无所不用其极。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发生严重水灾，七十几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可汉武帝不仅不赈灾，反而采纳桑弘羊、张汤的建议，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算缗”。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算缗令”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就要缴纳120钱（也就是一算）的财产税；普通小手工业者，每4000钱缴纳120钱。这在当时，相当于商人要缴纳6%的财产税，手工业者缴纳3%，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可即便如此，富豪们也不愿主动申报，纷纷隐匿财产。汉武帝见状，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举报隐匿财产的富豪，举报者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这一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告缗”的热潮，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要么倾家荡产，要么被抓入狱。
当时，右内史义纵不愿落实“告缗令”，认为举报者都是乱民，应该搜捕，汉武帝大怒，直接把他处死；大农令颜异只是对“告缗令”不以为然，没敢明着反对，结果被汉武帝扣上“腹诽”（心里不满，嘴上不说）的罪名，也被处死。
除了“算缗”“告缗”，汉武帝还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把盐、铁这些暴利行业全部收归国有，由朝廷垄断经营；同时，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禁止民间铸币，把铸币权牢牢抓在手里。这些政策，看似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实则让物价飞涨，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官营的盐铁质量差、价格高，百姓买不起，却又不得不买。
第三，大兴土木、迷信神仙，挥霍无度。汉武帝一生，极度奢侈，不仅修建了未央宫、建章宫等大规模宫殿，还多次巡游天下，祭祀神仙，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从年轻时就迷信神仙，重用方士，多次派方士入海求仙，花费了上亿的钱财，却始终没有找到长生不老之药。但他并不死心，反而变本加厉，甚至把公主嫁给方士，只为求仙问道。
此外，汉武帝还多次巡游天下，每次巡游，都要征调大量的百姓修路、备办粮草，沿途官员还要争相献宝，铺张浪费到了极点。有一次，他巡游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仅随从就有几十万人，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
第四，重用酷吏、严刑峻法，朝堂人心惶惶。汉武帝虽然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崇儒家思想，但实际上，他对儒家是“尊而不用”，真正倚重的，是那些严厉刻薄的酷吏，用儒术包装法家，实行高压统治。
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比如“见知法”规定，要是别人犯法，知情不报者，和犯法的人同罪。在这种严刑峻法之下，酷吏辈出，最有名的就是义纵、王温舒等人，他们曾创下一天杀数百人的纪录，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株连无辜无数。
汉武帝一朝，丞相的下场都很惨，有几位丞相都是获罪而死，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诛杀的，更是不计其数。朝堂之上，官员们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就掉了脑袋。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疑惑：这样的汉武帝，这样的汉朝，为什么没有像秦朝一样灭亡？毕竟，秦朝的“折腾”，也不过如此，可汉武帝的“折腾”，持续时间更长、力度更大，百姓的苦难也更深重。
其实，答案很简单：汉武帝虽然“折腾”，但他比秦始皇多做了3件事，正是这3件事，让汉朝躲过了灭亡的命运，也让他从“亡国之君”的边缘，拉回了“千古一帝”的行列。
汉武帝之所以能“折腾”几十年而不亡国，最基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接手的汉朝，不是一个烂摊子，而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家底——文景之治留下的丰厚积蓄，为他的“折腾”提供了缓冲，让汉朝能扛住他几十年的挥霍。
我们都知道，刘邦建立汉朝后，经历了秦末战乱，天下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国力极度虚弱。所以，刘邦、吕后，以及后来的汉文帝、汉景帝，都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折腾、不打仗，专心发展生产。
汉文帝时期，甚至废除了苛捐杂税，把田税降到了“三十税一”，也就是农民只需要缴纳收成的三十分之一作为赋税，这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而且，汉文帝本人也非常节俭，穿粗布衣服，不准后宫妃嫔穿华丽的服饰，修建宫殿也尽量简朴，不浪费钱财。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文帝的政策，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平定了“七国之乱”，巩固了中央集权，让汉朝的国力进一步提升。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到了文景之治末期，汉朝的国库已经充盈到了极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意思就是，京城国库⾥的钱堆积如山，连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没法清点；粮仓里的粮食，一年又一年地堆积，都溢到了粮仓外面，有的甚至腐烂变质，不能吃了。
而秦始皇接手的秦国，虽然也经过了商鞅变法，国力有所提升，但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已经耗掉了大量的国力；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没有休养生息，反而立刻开始大规模的工程和战争，没有任何缓冲，百姓刚从战乱中解脱出来，又被拖入了更深的苦难，自然不堪重负，最终奋起反抗。
简单来说，秦始皇是“透支未来”，而汉武帝是“挥霍过去”——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足够他挥霍几十年，等家底快耗空的时候，他也已经晚年，及时调整了政策，没有让汉朝彻底崩盘。
秦始皇和汉武帝，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秦始皇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独断专行；而汉武帝虽然也独裁、也固执，但他能听劝，也善用人，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妥协，守住了治理的底线。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汉武帝时，特意提到了一点：武帝能尊崇先王之道，接受忠言直谏，厌恶别人蒙蔽他；他努力搜罗贤才，赏罚分明。这一点，正是秦始皇所欠缺的，也是汉武帝能躲过亡秦之祸的关键。
先说说“能听劝”。汉武帝在位期间，虽然也杀过忠臣、贬过贤才，但他也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建议，哪怕是反对他的，他也会采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汲黯的态度。汲黯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性格耿直，敢于直言进谏，经常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反驳汉武帝的意见，甚至批评汉武帝的“折腾”。
有一次，汉武帝想派使者出使匈奴，炫耀汉朝的国力，汲黯直接反对，说：“陛下对内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对外连年打仗、耗空国力，百姓流离失所，盗贼蜂起，现在还想炫耀国力，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这番话，直接戳中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气得脸色铁青，当场拂袖而去，还私下里骂汲黯：“这个人太耿直了，简直不懂变通。”但即便如此，汉武帝也没有杀汲黯，反而一直重用他，因为他知道，汲黯说的是实话，是为了汉朝好。
还有一次，汉武帝因为迷信神仙，想修建一座大规模的宫殿，祭祀神仙，大臣徐偃上书反对，说：“现在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陛下应该先赈灾、安抚百姓，而不是修建宫殿、迷信神仙，耗费钱财。”汉武帝看了之后，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最终还是采纳了徐偃的建议，停止了宫殿的修建，派人去赈灾。
而秦始皇呢？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丞相李斯上书，建议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他不听，反而把李斯打入大牢；方士侯生、卢生批评他“刚愎自用、严刑峻法”，他大怒，直接下令“焚书坑儒”，活埋了几百名方士和儒生；甚至他的儿子扶苏，劝他善待百姓、停止修建长城，他也不听，反而把扶苏贬到了边疆，最终导致扶苏被赵高、李斯害死，秦朝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再说说“善用人”。汉武帝一生，虽然也重用酷吏、方士，但他也选拔了一大批贤才，这些贤才，在关键时刻，为汉朝撑起了一片天，也为他的“折腾”踩住了刹车。
在军事上，他重用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这些人虽然出身低微，但才华出众，为汉朝平定边患、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政治上，他重用公孙弘、董仲舒等贤才，这些人虽然立场不同，但都能为汉朝的治理出谋划策，缓解社会矛盾；在经济上，他重用桑弘羊，虽然桑弘羊的政策比较严苛，但也确实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为汉朝的战争和治理提供了财政支撑。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儿宽传》中评价汉武帝时期的人才：“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意思就是，汉朝得到的人才，在汉武帝时期最为繁盛。当时，无论是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还是将率果毅之士、运筹帷幄之士，都不可胜计，正是这些人才，支撑着汉朝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更难得的是，汉武帝用人，不看出身、不看背景，只要有才华，哪怕是出身低微，他也会重用。比如卫青，出身奴隶，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骑奴，可汉武帝发现他有军事才华后，大胆重用，让他率领大军北伐匈奴，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再比如霍去病，年仅17岁，汉武帝发现他的军事天赋后，直接任命他为剽姚校尉，让他随军出征，最终霍去病成为了“封狼居胥”的千古名将。
而秦始皇呢？重用的都是赵高、李斯这样的奸臣、酷吏，这些人只知道迎合秦始皇的心意，搜刮百姓、滥用民力，根本不为国家着想；而真正有才华、有远见的贤才，要么被他杀害，要么被他排挤，最终秦朝的朝堂，只剩下一群阿谀奉承之徒，一旦遇到危机，就束手无策。
如果说，“文景之治”的家底是基础，“能听劝、善用人”是保障，那么，汉武帝晚年的“幡然醒悟”，就是汉朝躲过亡秦之祸的最关键一步——他知道自己错了，敢于承认错误，并且及时调整政策，停止“折腾”，与民休息，为汉朝续命。
汉武帝晚年，汉朝的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国库空虚，流民遍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边境战乱不断，朝堂之上人心惶惶，甚至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绣衣使者江充，借追查宫中巫蛊的名义，陷害太子刘据，说太子在宫中埋下巫蛊，诅咒汉武帝。太子刘据百口莫辩，无奈之下，只好发动兵变，诛杀江充。可最终，兵变失败，太子刘据自杀，卫皇后也被汉武帝赐死，牵连致死的官员、百姓，多达上万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看着自己亲手害死的儿子、皇后，看着满目疮痍的大汉江山，看着流离失所的百姓，终于幡然醒悟——他知道，自己这些年的“折腾”，已经把汉朝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这样下去，汉朝一定会重蹈秦朝的覆辙，走向灭亡。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了一道诏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皇帝“罪己诏”——《轮台罪己诏》。在诏书中，汉武帝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痛悔不已：“朕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现在已经后悔不及。自今日起，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天下钱财的事，全部停止。”
在《轮台罪己诏》中，汉武帝明确下令：停止向西修筑亭障，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对匈奴的征战；驱逐为他求仙药而劳民伤财的方士，不再迷信神仙；减轻赋税，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任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提高粮食产量，缓解百姓的饥荒。
这道“罪己诏”，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向百姓道歉，并且及时调整政策，停止“折腾”。
要知道，在古代，皇帝是“天子”，是“受命于天”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会向百姓道歉。秦始皇到死都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而汉武帝，敢于放下皇帝的身段，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止损，这正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也是汉朝能躲过亡秦之祸的最关键原因。
除了下“罪己诏”，汉武帝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好嗣君和辅政大臣，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创造了条件。他立年幼的刘弗陵（汉昭帝）为太子，任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贤才为辅政大臣，嘱咐他们辅佐太子，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善待百姓，恢复国力。
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汉宣帝即位，他们严格按照汉武帝晚年的政策，继续推行“休养生息”，减轻赋税、鼓励生产、安抚流民、平定边患，慢慢恢复了汉朝的国力，让汉朝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迎来了“昭宣中兴”，继续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
试想一下，如果汉武帝晚年没有幡然醒悟，没有下“罪己诏”，没有调整政策，而是继续“折腾”下去，那么，汉朝一定会像秦朝一样，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走向灭亡；如果他没有安排好嗣君和辅政大臣，那么，在他去世后，汉朝一定会陷入皇位之争，朝堂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最终也会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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