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总会被反复问及这一问题：中国的“人造太阳”何时实现商用？
这个话题的高热度背后，是寻找“未来能源”这一重要时代命题。
从七部门2024年年初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将“未来能源”视作未来产业之一，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未来能源”，这样的升级部署意味着什么？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看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未来能源”置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位置，既是守好能源安全底线、走好绿色转型之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全球产业竞争高地的战略抉择。
近期，国际油价上演“极限过山车”行情，凸显出地缘政治风险正如何扰乱全球能源经济的前景。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韧性始终是头等大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吕春祥指出，当前，全球面临化石能源终将枯竭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问题，AI等新技术的发展带动电力需求进入爆发式增长期。谁能在“未来能源”方面走在前列，谁就能在未来发展中掌握主动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也深有感触：“‘未来能源’不仅是能源问题，更是发展问题。”
那么，我国要培育的“未来能源”究竟是什么？距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北洋讲席教授杨全红看来，这一概念并非指单一能源形态，而是前沿能源技术集群。吕春祥将其特征总结为高技术、更高效、可再生、低碳或者零碳。
从具体赛道看，根据《实施意见》，“未来能源”这一未来产业主要聚焦核能、核聚变、氢能、生物质能等领域，涵盖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新型储能等。“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时，也点明要推动“氢能和核聚变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顶层战略的升温，离不开底层技术的突破与产业生态的进阶。
以氢能为例，目前，我国氢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其中，绿氢年产能超22万吨、占全球总量的50%以上，电解槽等核心装备制造能力跃居世界前列。绿氢应用正从交通示范向炼化、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加快渗透。
被称作“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进程也在加速。我国核聚变产业“国家队引领、民企多元创新”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磁约束聚变能源研究已位于国际第一方阵。段旭如预计，2027年有望开启聚变燃烧实验研究。
但是，我国“未来能源”要想叩开商业化大门，还面临着科学技术、产业生态、政策标准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未来将如何破局？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无疑是第一要务。
“我国从0到1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提升，从1到全产业应用也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产线自生长、自迭代的能力。”吕春祥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金彦江建议，大力实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工程，储备前瞻性和颠覆性技术。
段旭如透露，未来3至5年，我国在聚变技术研发方面的核心发力点，仍是围绕燃烧等离子体稳态运行等多方面攻克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同时，深化以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技术在聚变领域的融合应用。
与此同时，发挥我国的巨大市场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以氢能为例，横亘眼前的一大挑战就是“产用鸿沟”——“产得出、送不到、用不起”。
“我国在全球氢能竞争中处于第一梯队，但领跑的不是技术制高点，而是市场规模和应用深度。”马永生坦言，让氢能真正流动起来、使用起来，关键是从“基础设施规模化”“应用场景工业化”“商业模式闭环化”方面破局。
在吉林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蹲点”半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电投吉林能投白山分公司电投绿能热控专家李文辉也有深刻思考：氢能产业发展瓶颈已从单一设备转向系统集成，政策标准、复合型人才等成为关键制约因素。李文辉建议，加速培育国内“绿色市场”，通过保障性电价、费用减免等政策，鼓励绿色氢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迎来从示范探索到规模化发展的拐点。华泰证券研报显示，2030年全球绿氢需求有望达到830万吨，国内绿氢市场拥有近15倍的增长空间。绿电降本、碳价抬升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绿氢迈向平价时代。国内项目运营商、氢氨醇设备供应商、电解槽供应商有望受益。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既要有加大前瞻布局的力度，也需要秉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的耐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未来能源’领域的投入，应分阶段设计、按风险分类，并建立科学评估、守住安全底线的容错机制。”杨全红建议，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需由国家长期稳定支持；中试和示范环节由政府、央企国企、地方和社会资本共同搭建应用场景；产业化阶段则应更多发挥市场和耐心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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