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六六鳞
编辑|六六鳞
1950年，当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收到一封加急电报后，脸色煞白。电报只有几个字："老郑变节。"
李克农说了一句话："我们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失去了数千名战友。"
"老郑"是谁？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他的叛变，直接导致1800多人被捕，1100多人被处决，整个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被连根拔起。其中包括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那张被称为"密使一号"亲手送出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曾经一览无余地摊在最高统帅的桌上，差一点就改写了海峡两岸的命运。
但蔡孝乾这个名字，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这个人有多硬的资历？说出来吓你一跳。
1908年，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县花坛乡。16岁那年，他跑到上海，考进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教他课的老师是瞿秋白、任弼时这些人。在那个年代，能进这所学校本身就说明他思想上已经是"进步青年"了。
蔡孝乾学东西快，组织能力也强。在上海期间，他把台湾留学生拢到一块儿，搞了个"台湾学生联合会"，影响了一批台湾的进步青年。1926年回台湾搞革命宣传，两年后参与组建了台湾共产党，当上了台共中央常委。
但日本人不是吃素的，对共产党的打击极其凶狠。1928年，蔡孝乾扛不住了，秘密坐船跑到福建漳州。
接下来的经历，更是金光闪闪。1932年他进了中央苏区，在红军政治部工作。1934年10月，跟着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这一点非常关键——他是唯一一个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党员。
抗战爆发后，他又跟着八路军总部去了山西前线，当上了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专门负责对日军做情报和分化工作。1945年还参加了中共七大。
这资历放在当时，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根正苗红"。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到了顶了。
所以当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央要往台湾布局的时候，蔡孝乾被选为台湾省工委的负责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一个台湾本地人，走过长征，扛过抗战，了解台湾本土情况，又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在当时看来，他就是不二人选。
1946年7月，蔡孝乾带着妻子和妻妹秘密潜入台湾，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从延安的窑洞到台湾的街头，蔡孝乾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台湾当时虽然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光复，但经济基础比大陆好得多，物质条件也丰富得多。
蔡孝乾到了台湾以后，迅速迷上了这种生活。他打扮得油头粉面，热衷于跟台湾的富商大贾吃吃喝喝，钱不够花就挪用组织经费。更荒唐的是，原来的妻子去世后，他把年仅十几岁的妻妹带在身边同居，以"兄妹"身份作掩护。
一个搞隐蔽战线的最高负责人，却过着这样的日子，你说这不出事谁出事？
更要命的是，进入1949年以后，眼看着大陆解放事业势如破竹，蔡孝乾的胆子越来越大。他竟然向台湾的一些有钱人炫耀自己的身份，声称"给钱的话，解放后保你平安"。这种做法，在地下工作中简直就是自杀式操作。
但说句公道话，蔡孝乾在台湾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地下党发展到了1300多名党员，能动员的群众约5万人。地下党渗透进了学校、工厂、甚至军队内部。最关键的一步棋，是发展了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
吴石通过秘密渠道，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等绝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大陆。
1949年春天，台湾工委甚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攻台建议书》，建议解放军在1950年4月发起攻台行动，并在全岛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工委秘密出版了《光明报》，大量印发在公共场所，号召台湾人民迎接解放。
如果一切顺利，台湾的回归，也许就是时间问题。
但《光明报》太过高调，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下令保密局不惜一切代价追查。
保密局的特务从源头入手，先在台湾大学抓到了散发《光明报》的学生，通过学生顺藤摸瓜，抓到了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钟浩东面对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一个字没吐。但他在精神恍惚中无意间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了"，让特务头子谷正文意识到，还有一条更大的鱼。
之后，保密局又抓到了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扛不住，供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1950年1月29日，蹲守多日的特务终于在这个地址附近抓到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这人报了假名字、假身份，但他在牢里的表现暴露了一切——他要求特务每天给他买饺子，吃了一星期后还不满足，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记住了的话："想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
他还指定要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
谷正文一眼看出此人贪图享受的弱点，痛快地满足了他。吃完牛排后，蔡孝乾说"为了表示感谢"，可以带特务去一个共产党的据点。一群特务跟着他走进一个黑暗的厂房，蔡孝乾突然撒腿就跑——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说明此时的蔡孝乾还没有彻底放弃。他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逃脱了。
但逃到嘉义农村后，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乡下躲了两个多月，蔡孝乾实在忍不了农村的日子。他穿上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到镇上，想去西餐馆吃一顿牛排。
乡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穿西装的人，你觉得特务会不会注意？答案是肯定的。蔡孝乾就这样第二次被抓了。
这一次，他没有再跑。
据谷正文回忆，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几乎没有抵抗，很快就全盘招供。他只提了一个条件：让那个跟他同居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陪他。谷正文大笑一声，马上把人送了过去。
蔡孝乾随即供出了他所掌握的全部地下党组织名单和联络方式。他被捕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赫然写着"吴次长"三个字——"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姓吴的只有吴石一人。更离谱的是，一张十元新台币上还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就是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的联系方式。
在笔记本上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系人，在钞票上写联络电话——这是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而这些错误，全部出自一个走过长征、干过敌工部长的人手上。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6月10日，吴石、朱枫等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吴石临刑前吟诗一首："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朱枫身中六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倒下。
而出卖他们的蔡孝乾，在1950年6月1日这天，坐在国民党的广播电台里，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公开劝降还在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同志。
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叛变后，国民党按照他提供的名单线索，共抓捕1800余人，经审判处死1100多人。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一个藏在山区的"鹿窟武装基地"坚持到了1952年，也被军警围剿摧毁。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活动彻底转入低潮。而就在蔡孝乾叛变后不到半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计划被彻底搁置。
历史没有"如果"，但当年审讯蔡孝乾的特务头子谷正文说过一句话，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他说："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品质，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这话出自一个敌人之口，分量反而更重。
叛变后的蔡孝乾被授予国民党少将军衔，在保密局的监控下搞了一辈子"匪情研究"。因为做过的坏事太多，他一辈子担心被暗杀，深居简出，活得像个囚犯。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北病死，终年74岁。
而那些被他出卖的人呢？张志忠被关了四年多，蒋经国两次亲自到狱中劝降，张志忠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1954年，他拒绝捆绑，昂然走上刑场。连在场的国民党特务后来写回忆录，都对他的气概表示佩服。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立起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上没有刻太多名字，但它纪念的对象很明确——那些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在台湾的隐蔽战线英雄们。
碑上刻着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蔡孝乾走过了长征，却没能走过一块牛排。他用26年的革命资历换了一个少将虚衔和半辈子的苟且，而那1100多条命，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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