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末，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等要职的汪东兴主动请辞并得到批准，除他之外，大会还批准了另外三人的辞职请求。
其实，如此重要的人员变动恰恰是我党新旧领导班子交替的开始，正如邓公在1979年末的报告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选好接班人的重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关系到我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经受动荡岁月的洗礼，80年代的开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发展重心也回归到“四个现代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等领域，由此，充满活力的年轻领导阵容也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前面提到的汪东兴等四人的主动请辞，也是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我党坚定守护者——汪东兴
没有战功赫赫的背景，汪东兴身上最大的闪光点便是多次不顾自身危险保护中央重要领导安全，看似这一工作没有一线战斗那般艰苦，实则更加重要与紧张。
要说当年能够担任领袖安保工作的人员，必定是我党最坚定的守护者，这一点对其他人是最高要求，对于汪东兴一行人而言仅仅是进步。
源于此，汪东兴才能在动荡时期坚守初心并守护了领袖的安全，他还曾在丹东市与敌对势力展开周旋，始终没有忘记自身使命。
而要说汪东兴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便是听从华国锋部署对敌对势力进行彻底的铲除，他也因此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汪东兴被委以重任同样有着“过渡领袖”的意味，毕竟，当时的我国社会环境太过不安稳，唯有通过这些政治觉悟过硬的领袖帮助完成平稳过渡，后续才能展开振兴和发展。
这一点，汪东兴也是很清楚的，当国内形势好转，经济建设环境得以恢复，他也明智地选择急流勇退，毕竟，领袖这一接力棒总要在最合适的时机交给更适合的人。
卸任后的他依旧关心我国发展进程，与华国锋一样低调至极却始终心怀天下。
2015年8月末，汪东兴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二、基层领袖典范——纪登奎
不少人对纪登奎并不熟悉，也是源于他的政治生涯多半都是在基层度过的，直到1951年主席外出视察路过河南许昌之际，听闻主管宣传工作的纪登奎不到30岁，才对这位年轻地方领导多加留意。
当年，在主席面前汇报工作的他展现出了干练、老成的工作作风，随后被一步一步委以重任，1968年之后，纪登奎逐步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说起纪登奎此人，他的心中一直有着一股正气，“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眼看着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在众人纷纷明哲保身之际，他敢于来到主席面前仗义执言，为李雪峰争取余地。
虽说纪登奎当年的提议没能被采纳，可李雪峰始终铭记着他的恩情，两人也在风波结束后成为至交，如此看来，这位“敢在主席面前唱反调”的基层领导，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只不过，80年代到来之际，纪登奎先前丰富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再适用于领导国家发展，而他本人也从未贪恋权势，坦然卸任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那之后，纪登奎只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时常回乡调研以及陪伴年迈的父亲。
1988年7月中旬，纪登奎在北京病逝，享年65岁。
三、经验丰富的政工领导——吴德
1933年成为我党一员，吴德算得上是我党政工方面的老革命，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时期，所到之处，他都能很好地主持地方行政工作。
建国之后，吴德先后担任过平原省委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尤其在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富有创造性的举措深得中央领导们的重视。
1966年之后，北京局势严峻，吴德就在这一重要关头被委以重任，之后担任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73年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其实，当年的吴德临危受命之际，内心并不想要赴京任职，也是源于他一直都是政工实干家，对政斗实在不感兴趣，也正是如此纯良的心智，让他没有被卷入政斗旋涡，一路积极推进国家发展。
卸任之后，他曾任职中央顾委委员，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95年11月末，吴德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四、文武全才——陈锡联
40岁就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陈锡联曾是我军最年轻的上将之一，本文提到的4人中，陈锡联与主席的关系是最亲厚的。
1975年开始，他兼任军委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政军三界均身负重任，此后的他还帮了主席一个“大忙”。
一路走来，陈锡联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但他却始终对掌控权力没有欲望，一心为国为民深得主席信任，恰逢当时正处于国家权力交接之际，能否平稳过渡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为了保全邓公和叶帅留作日后定鼎之用，动荡岁月里，主席重用陈锡联，正是希望他能守护党政军周全，以待来日重整大局。
所以说，陈锡联和华国锋一样都肩负着“过渡式领袖”的使命，拨乱反正成功之际，陈锡联便着手让出自己的党政军大权，欣然卸任之际，他退居二线并过上了颐养天年的日子。
后来，陈锡联还被任命为中央顾委常务委员，年迈之际依旧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
1999年6月，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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